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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中国当代著名评论家对话:在我开始与作家们进行深度对话时,我就产生了一个宏大的心愿——与中国当代著名批评家对话。你可以理解为我试图将这些优秀的批评家推向前台,但我的意思是,对于这些批评家——一如我的评论所观照于中国当代那些优秀的作家一样,我持一种认同、赞扬的姿态。这种姿态,早在我的《对话:做一个真正的读者》(《经过与穿越——与当代著名作家对话》,姜广平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里便已经表述清楚了:我所选择的,便是我所认同与赞扬的。还是如同斯达尔夫人所言:“我感到需要看到我的钦佩之情得以表达……”(《批评意识》,[比]乔治?布莱著,郭宏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我努力从这些优秀的评论家文本中发现最为出色的文学元素——需要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他们和作家们一样,共同描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人文景观,他们的书写已不再是次生性的东西,甚者,他们中的杰出人物在引领着中国当代文坛。
关于陈晓明:1959年2月生,福建人早年有过知青经历,后上大学(77级)和读研究生(1983年)。1990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博士学位。同年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员等职。
1995年至1998年先后在英国高级人文研究中心(IASH)、英国皇家学院、英国爱丁堡大学、荷兰国际亚洲研究院(IIAS)、德国鲁尔—波鸿大学等地做研究和访问讲学。2003年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导语: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陈晓明一直为中国先锋文学殚精竭虑,有时他扛着保守主义的铁闸门,巍然屹立;有时他高举激进主义的旗帜,冲锋陷阵。他是当下中国屈指可数的能把西方最新文学理论跟中国当下文学创作高度结合起来、加以剖析论述的学者。1993年5月,陈晓明的《无边的挑战》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一时间,好评如潮,引用率之高与阅读面之广,可能是同类的理论著作难以望其项背的。其卓越的理论想象,天才的评论视角,为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作了全景式的描述,并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坛的走向。200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度出版这本杰作。用陈晓明的话说,他是想“复活一段已死的历史,一个即将被遗忘的文学时代”(《无边的挑战?自序》陈晓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2002年,他的《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在文学理论界再度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被誉为“当前中国文学的‘精神地形图’”。在《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中,陈晓明抓住“表意的焦虑”这个切入点,审视当代文学是如何“建构”而又“解构”历史叙事的。从“文革”后的历史意识,到“先锋派”的形式主义实验,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九十年代的“晚生代”到“时尚前卫”,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变化紧张而匆忙。本书既揭示出那些最有活力的创新景观,也分析那些激进变革所引发的矛盾和困境。
评论家洪治纲说:“在我看来,陈晓明的新著《表意的焦虑》就是以文学发展与历史总体性之间的关系为探讨视点,试图通过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变革进行一次全新的审视和巡察,来揭示文学变革对历史主体性的冲击和解构的过程及意义,让人们洞悉最近二十多年来的种种话语变革的本质——在它们的背后所潜藏的诸种现代性真相。”因此,“《表意的焦虑》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对文学现象的分析与归纳,它具有文学史与精神史的双重意义……它不仅体现了作者极为雄健的理论思辨能力,体现了他集历史宏观把握与艺术微观透视于一体的整合能力,也体现了他在艺术实践中的探索热情和勇气。”孟繁华先生认为《表意的焦虑》对新兴或弱势文学现象的关注和理解,他不加掩饰的热情和兴致盎然的修辞,表明了作者对中国文学变革的强烈渴求和期待。
作为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当代文学研究专家,陈晓明的工作为我们提供一种极有价值的参照,包括他“深刻的片面”,他“解构”和“建构”历史的意愿,都将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而受到重视和参考。
陈晓明的最可贵之处在于,他的理论思维和表述充满了激情、才华甚至灵感和快感。在宏大的叙述层面上,交织着清晰的理路;在雄强的辩论过程中,又表现出优雅的控制。
关键词:文学评论独立文本当代文坛先锋文学历史祛魅
姜广平(以下简称姜):李欧梵在《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总序(一)》里讲:“西方的文学理论,是一项专门的学问,甚至有人认为:理论本身就是一种‘文本’,应该精读。”事实上,对于中国当代优秀的批评家,我一直是采取这种态度的。我觉得这是我与批评家们进行对话的最根本的前提。
陈晓明(以下简称陈):自从英美的“新批评”以后,批评一直就在寻求独立自主性,特别是学院派的文学理论研究,更是强调理论自足性。罗朗?巴特提出“作者死亡”,批评也是一种写作,就给予批评的自主性以更大的自由度。我也一直以为批评要有自己的理论阐释的自由。
文学批评应该与创作实践处于平等的地位,甚至在思想上敢于占据主导地位,这并不是说批评要去领导文学创作实践,而是批评始终有自身的文化目标,它和创作是一种对抗性和激发性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抚慰,共同投机的关系。创作可以有它自身的目标,创作非常个人化的特征,使得创作总是顽强地逃离批评,创作不是简单地呼应批评,或者与批评毫无关联的情况随遇而安,而是在与批评构成的呼应/逃离的紧张关系中,二者的内在对抗性,形成文学创作实践和批评实践的革命冲动。创作每一次的背叛,都是对批评权力实践质疑,它促使批评不断去探索新的起点,解决新的疑难,迎接新的挑战 关于与中国当代著名评论家对话:
在我开始与作家们进行深度对话时,我就产生了一个宏大的心愿——与中国当代著名批评家对话。你可以理解为我试图将这些优秀的批评家推向前台,但我的意思是,对于这些批评家——一如我的评论所观照于中国当代那些优秀的作家一样,我持一种认同、赞扬的姿态。这种姿态,早在我的《对话:做一个真正的读者》(《经过与穿越——与当代著名作家对话》,姜广平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里便已经表述清楚了:我所选择的,便是我所认同与赞扬的。还是如同斯达尔夫人所言:“我感到需要看到我的钦佩之情得以表达……”(《批评意识》,[比]乔治?布莱著,郭宏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我努力从这些优秀的评论家文本中发现最为出色的文学元素——需要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他们和作家们一样,共同描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人文景观,他们的书写已不再是次生性的东西,甚者,他们中的杰出人物在引领着中国当代文坛。
这就是我对陈晓明等一批评论家的评价。
关于陈晓明:1959年2月生,福建人早年有过知青经历,后上大学(77级)和读研究生(1983年)。1990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博士学位。同年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员等职。
1995年至1998年先后在英国高级人文研究中心(IASH)、英国皇家学院、英国爱丁堡大学、荷兰国际亚洲研究院(IIAS)、德国鲁尔—波鸿大学等地做研究和访问讲学。2003年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先锋派文学和后现代理论等。著有《无边的挑战》等论著近十种。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等杂志发表论文评论近300篇,近300多万字。并在欧美学术刊物“Critical Studies”,“Boundary 2”等发表英文论文多篇。主编编选丛书文丛多种。获2002年首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评论家奖等若干奖项。
导语: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陈晓明一直为中国先锋文学殚精竭虑,有时他扛着保守主义的铁闸门,巍然屹立;有时他高举激进主义的旗帜,冲锋陷阵。他是当下中国屈指可数的能把西方最新文学理论跟中国当下文学创作高度结合起来、加以剖析论述的学者。1993年5月,陈晓明的《无边的挑战》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一时间,好评如潮,引用率之高与阅读面之广,可能是同类的理论著作难以望其项背的。其卓越的理论想象,天才的评论视角,为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作了全景式的描述,并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坛的走向。200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度出版这本杰作。用陈晓明的话说,他是想“复活一段已死的历史,一个即将被遗忘的文学时代”(《无边的挑战?自序》陈晓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2002年,他的《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在文学理论界再度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被誉为“当前中国文学的‘精神地形图’”。在《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中,陈晓明抓住“表意的焦虑”这个切入点,审视当代文学是如何“建构”而又“解构”历史叙事的。从“文革”后的历史意识,到“先锋派”的形式主义实验,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九十年代的“晚生代”到“时尚前卫”,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变化紧张而匆忙。本书既揭示出那些最有活力的创新景观,也分析那些激进变革所引发的矛盾和困境。
评论家洪治纲说:“在我看来,陈晓明的新著《表意的焦虑》就是以文学发展与历史总体性之间的关系为探讨视点,试图通过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变革进行一次全新的审视和巡察,来揭示文学变革对历史主体性的冲击和解构的过程及意义,让人们洞悉最近二十多年来的种种话语变革的本质——在它们的背后所潜藏的诸种现代性真相。”因此,“《表意的焦虑》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对文学现象的分析与归纳,它具有文学史与精神史的双重意义……它不仅体现了作者极为雄健的理论思辨能力,体现了他集历史宏观把握与艺术微观透视于一体的整合能力,也体现了他在艺术实践中的探索热情和勇气。”孟繁华先生认为《表意的焦虑》对新兴或弱势文学现象的关注和理解,他不加掩饰的热情和兴致盎然的修辞,表明了作者对中国文学变革的强烈渴求和期待。
作为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当代文学研究专家,陈晓明的工作为我们提供一种极有价值的参照,包括他“深刻的片面”,他“解构”和“建构”历史的意愿,都将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而受到重视和参考。
陈晓明的最可贵之处在于,他的理论思维和表述充满了激情、才华甚至灵感和快感。在宏大的叙述层面上,交织着清晰的理路;在雄强的辩论过程中,又表现出优雅的控制。
关键词:文学评论独立文本当代文坛先锋文学历史祛魅
姜广平(以下简称姜):李欧梵在《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总序(一)》里讲:“西方的文学理论,是一项专门的学问,甚至有人认为:理论本身就是一种‘文本’,应该精读。”事实上,对于中国当代优秀的批评家,我一直是采取这种态度的。我觉得这是我与批评家们进行对话的最根本的前提。
陈晓明(以下简称陈):自从英美的“新批评”以后,批评一直就在寻求独立自主性,特别是学院派的文学理论研究,更是强调理论自足性。罗朗?巴特提出“作者死亡”,批评也是一种写作,就给予批评的自主性以更大的自由度。我也一直以为批评要有自己的理论阐释的自由。
文学批评应该与创作实践处于平等的地位,甚至在思想上敢于占据主导地位,这并不是说批评要去领导文学创作实践,而是批评始终有自身的文化目标,它和创作是一种对抗性和激发性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抚慰,共同投机的关系。创作可以有它自身的目标,创作非常个人化的特征,使得创作总是顽强地逃离批评,创作不是简单地呼应批评,或者与批评毫无关联的情况随遇而安,而是在与批评构成的呼应/逃离的紧张关系中,二者的内在对抗性,形成文学创作实践和批评实践的革命冲动。创作每一次的背叛,都是对批评权力实践质疑,它促使批评不断去探索新的起点,解决新的疑难,迎接新的挑战。某种意义上,正如马修?阿诺德所说:“……在这些时代里,它要求更多的智力去掌握如此巨大的思想和资料库……。”由于我们处在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语境中,各种历史事实都被强制性地堆放在一起,这就要求我们能够把握那些错位的,误置的历史环节,清理出更加清晰和真实的历史面目——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杰姆逊语)。批评依据自身的文化目标,对创作提出各种读解,提出各种质疑,批评以它不自量力的理论妄想对文学创作实践强行切入,它无须顾及创作的反抗、拒绝与厌恶,它以饱满的“主观精神”对文学写作进行全新的阐释,给文学实践的历史重新编码,使之成为批评的知识谱系,成为批评重建自身的理论话语的无穷资源。我试图把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都写出独特的个人感觉,文学批评应该是对文学作品文本的再创造,而不是简单的意义解释。
当然,要达到这种自由,需要对文学作品文本的细读和精读,而不是自以为是天马行空,自说自话,甚至毫无节制地夸夸其谈。批评要达到自主的自由,同时需要对文学的至诚至真的爱,能进入文学世界的那种敏感和想象力,以及批评话语的独特风格和意味。批评的语言本身就能给人以美感与启示。
姜:我认真地读过你的书,对你的单篇论文,只要能搜集到的,也都不放过。某种意义上讲,你是当代文学评论家中的执牛耳者,在创造了一种学术奇迹的同时,客观上也在某种程度上引领了当代文学的走向。你能为我们简要地述说一下你的学生术生涯吗?你觉得你的最重要的师承是在哪里?
陈:你说的实在是过誉了,不敢当。我不过是一个比较努力的学人而已,年轻时苦读过,21岁开始读黑格尔和康德。那时我在南方一所高校,后来在那里任教。在图书馆搞到一套汉译学术名著,就从那里开始啃那套书。可想而知,那时读得一知半解,但我发奋读书,读了一段时间,就有所感悟。我也很早读马克思的书,那时最热的马克思的《巴黎手稿》,我读得滚瓜烂熟,还写了一篇18000字的长文,参加1982年在哈尔滨举行的“全国马列文论年会”,还在会上发了言,而且还斗胆和曹俊峰先生论辩。曹俊峰那时是蒋孔阳先生的研究生,刚毕业,正是风头上的时候。我一个连初出茅庐的后生都算不上,只算是未出茅庐的小后生。好在那时学术相当讲究平等,曹先生也不加责怪,而且还有不少前辈赞成我的观点。
说起我的老师,读硕士时的李联明教授和孙绍振教授,给我影响很大。他们二位都是极聪明的人,又是极其正派大气之人,是那种君子坦荡荡之类。特别感动的是他们对我非常好,李联明对我如对自己的儿子,孙绍振则把我看成最亲密的朋友,什么话都能说。他们教给了我做人和做学问的一切。李联明教我治学严谨,孙绍振教我如何有学术想象力。后来读博士遇钱中文先生,钱先生学问在文艺理论界是公认的,在他那辈治文艺理论的人中,钱先生无疑是首屈一指。钱先生做学问认真、严谨,自成一家而兼容并包。我想几位老师对我的影响和关爱是我终生铭记的。
姜:在你的研究方向及学术价值立场形成的过程中,给予你重要影响的是哪些人物或书籍呢?
陈:上面讲到过,我在二十多岁时读那套汉译学术名著收获很大,其中黑格尔是基础,现在学生不读黑格尔,不知道学术的根基在何处。我后来又读了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思想与心灵为之一震:还有这样的奇书!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也是我最爱读的书,经常还会重读。当然,后来我读了德里达,1980年代末期做博士论文就做德里达。读了德里达,就可以更全面深入地反省西学的传统,也可以更有自己对学理的那种思想方式。
姜:那种藏匿于心的艺术良知、写作过程中的理论想象力及灵感是如何获得的呢?不好意思,有点掏你家底儿的意思了。
陈:这倒不是什么家底的问题,而是不好回答的问题。对学术我怀着比较认真的精神。我在年轻时下过苦功,从十八、九岁,我读77级开始,我就发狠读书,只有一门心思在读书上,我与那些搞评论或搞当代的同行略有不同,我有一段时间浸淫于西方思想史中,并未着急写评论,而是读了书后,做了理论后,才转过来做当代。我在做当代时,也始终不与理论区别开来,我以为二者是同一个东西。理论才是真正的想象力,在一个巨大的理论思想史背景上才有想象力,哪怕是面对一篇小说的读解,也要丰厚的理论,全方位调动理论才有能力击穿文本。
姜:说得太好了,全方位调动理论才有能力击穿文本。这让我想起一点,你在语言方面的造诣也是当代评论家中的佼佼者。你的评论语言同作家们一样,具有一种质感与优美,甚至比一些优秀作家更能显示出汉语的优雅,对文学的理解也非常深刻而富有个性。你为什么不选择文学写作而选择了文学批评呢?
陈:我其实一直很喜欢写诗,读博时还写过不少诗,有位同学还收集我当时的诗。但我自己那时年轻气盛,不以为然,写完就扔了。诗歌是对语言很好的训练。另外,我读译著较多,过去有些译著文笔很漂亮,而且句型复杂,我可以驾驭比较复杂的句型。
姜:我最初接触你的批评世界是一本论著和你选编的一本作品集,它们分别是《无边的挑战》和《抚摸的纯粹感觉——新表象小说》。我没有想到是他们分别引导我走向了批评之路和创作之路。说实在的,在阅读《无边的挑战》时,我非常惊讶的是,文学就像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一样,让人眼花缭乱了。而我们在大学中文系课堂上学的那点东西远远不够用了。
陈:谢谢,那是我的第一本书,写作这本书的大部分章节,我才刚刚30岁。但在此之前,我写过不少文章。我在福建师大读硕士时,就在《文学评论》、《当代文艺探索》、《当代文艺思潮》、《文艺理论研究》这些当时最权威的刊物上发表重头文章,那是在80年代中期。有一篇文章还被1985年的《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发在哲学栏的头条,封面黑体。按现在有些学校的条件,有这些成果可以评教授了。但那时我只有二十五六岁。但我从来不敢自满,更不懈怠,而是更加拼命读书,认真写文章。我在博士毕业时(1990年),加上硕士期间的文章,有近40篇,绝大部分都是一二万字的长文,不少都发在重要刊物的头条位置。所以,写作《无边的挑战》虽然是我的第一本书,但在此之前,我已经有些积累了。
姜:先锋文学的话题,现在看来还是非常令人着迷的。其实,就是今天看来,先锋文学为后起的文学成熟准备了成熟而优秀的语言和一切精湛的小说技巧。一个作家,没有先锋文学的营养,可能就不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无论这种营养是脱胎于先锋文学还是习得于先锋文学,我觉得都是非常必要的。我今天还跟一个作家聊起这件事,作家承认,没有先锋文学,中国文学,至少在他本人的写作,可能还处于一种学步的阶段。先锋文学培养了人们的胆识与敏锐。这是那个时代丰厚的遗产与对后世的馈赠。
陈: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你说得非常好,我就不需要作答了。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多次开“现代主义与先锋文学”研究的课,就是认为,在大学,如果没有先锋派的思想、理论,没有对先锋文学的期盼和追求,就没有真正的开创性和活力。
姜:但是,另一方面,我也在想,在先锋文学那里,在使用着极端的艺术体验进行写作时,委实存在着一种挑战意识形态及这种体系为背景的文学权威的姿态。这是一种勇气,是可钦佩的。然而,从先锋作家的整体状况看,他们的艺术积淀显然不足以完成这种挑战或者暴动。当然,我也注意到了,先锋作家们是以最尖锐的艺术感觉方式释放了自己的文学能量,但这种裂变或者大爆炸,似乎是以一种毁灭的姿态呈现的,因为很多艺术感觉一度非常优秀的作家们,差不多是完成了这种裂变与大爆炸后便偃旗息鼓了。
陈:你的评价很准确,我再次表示同意。
姜:一些先锋作家偏执于一己的表达方式,现在看来,确实是非常浅薄的。其艺术功力被证明是并不深厚的,只是乘机进行了一次浑水摸鱼式的冲动式表演。而在今天看来,文学启蒙的任务在八九十年代并没有完成。这可能跟他们游戏化了写作有一定的关系。在今天看来,仍然有一种游戏化写作的人在,且颇有市场。
陈:当然,先锋派也不是永远进击,总是会被常规化,且也不可能始终处于挑战之中。但曾经的先锋派总有一种历史的责任,也有艺术的良知则是必要的。
姜:当然,我也承认,先锋文学从文本到情节、细节以及外部的语言方式和文本结构方式,呈现出一种诗性化的努力,既表明了小说的难度,也标示出了小说的高度,他们让小说回到小说的努力,为近三十年来所未曾有过。但又似乎过于形式主义化了。文学之路还非常漫长,作家们面对文学史的努力显然还远远不够。你认为呢?
陈:确实,形式主义并不是先锋派的全部内容。因为汉语小说从未有过激进的形式主义实验,所以八十年代后期的形式主义有其可贵之处。但形式主义如何与对当下生活的穿透结合起来,则显得是更强大的挑战,先锋派作家实在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现在的文学语境也不提供这种可能性。文学说到底还是与时代的文化氛围相关,与作家的自觉精神相关。
姜:当然,我也注意到了当代作家的成熟与优秀。这也是我跟他们一个个进行深度对话的原因。你在《无边的挑战》重版时谈到劫数的问题,问题正如你在书中所展示的,中国当代小说,由先锋而下,汇聚了更多的作家在进行着伟大的创造,很多作品都显示出一种成熟的力量,却没有被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一直相信刁斗的一句话,这一代作家的努力与成就,显然超过鲁迅那个时代了。我跟叶兆言也说起过,正像他认为韩东的创作超过了他的父亲方之,我认定叶兆言的文学成就已经超过了他的父辈叶至诚、叶至善他们,甚至乃祖叶老的文学成就,也未必能跟兆言兄相比了。然而,问题就在这里,整个时代都在一种默契之中,让文学处于一种低迷的状态。用你的话说,小说倒反成了小说家本人的自我救赎。对这一问题,你觉得该如何看?该如何办?
陈:其他的判断我同意,但超过鲁迅之说我可能不敢苟同。但你使用的是“超过鲁迅那个时代”的说法,从整体上来说,我以为可以这样说。还是作家的主体精神没有批判性,这种批判性不是简单地表达道德上义愤,而应该有更博大的人文思想,乃至于信仰,和对正义的追寻。
姜:对你而言,甚至对整个文坛而言,评论虽然具备了独立的意义,然而,我则发现,你一定做得非常艰难。既要大量阅读作品,又要富有深度地进行理论的阐述,敏锐地把握小说及整个当代文学的发展态势及理论脉动,可能还要面对学术界的一些负面性的东西。因为我知道很多做学问的人,都不太愿意面对当代的东西。你在书中也讲,你的做法饱受别人的怀疑,你曾饱尝过单枪匹马的孤寂。
陈:我还是怀念当年的那种孤寂状态,那会有很多个人的独特思想。现在也经常处于热闹之中,似乎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表达全新的感觉。我这二年在做理论,是把德里达的思想重新梳理一番,关于当代的阐释有些放松了。因为在学校教学,要做一些史的研究和基础理论的东西。当代的整体宏观的重新阐释,我有一些想法,但现在无法付诸更深入的思考,只能留待以后几年。
姜:所以,让我肃然起敬的是,你不像其他学者,只是躲进理论的象牙之塔,或者以自己的理论框架去套当今生生不息的小说写作。
陈:我说过,我这二年还是有点在理论的深渊里。德里达是深渊,让我有一种磨难。当然,我还是经常参与作品研讨,也同时写当代评论,但纯理论还是分去精力。
姜:还有,是不是有时候评论与分析也会有失准头呢?譬如说,关于毕飞宇的评论,在《表意的焦虑》这本书里,你只选取了他的《飞翔像自由落体》进行分析。而熟悉毕飞宇的读者一定知道,这篇小说在毕氏的小说创作中,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陈:我写作此书的这部分章节时,毕飞宇的《青衣》、《玉米》等作品还未发表,后来我修改时未作更多的补充,这可能是我的疏忽。因书那时已经压在出版社,没有办法去动。
姜:所以,有时候,我也有无穷的感慨,想要对一个作家进行全面的分析,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至少在阅读方面,你就必须占有比较全面的第一手材料。
陈:是这样,要做到完美是困难的。但学术应该尽可能追求完美。起码做到全面些。
姜:说及这本书,我能体会到这本书显示了你的更为宏大的雄心,与《无边的挑战》相比,这本书中你将诗歌、散文全都纳入到了你的视野之中。
陈:这本《表意的焦虑》更加关注90年代的文学变动趋势,《无边的挑战》还是聚焦于80年代后期。
姜:这本书似乎是在梳理文学与文学那种紧张而同构的关系。
陈:可以这么说。多种文学状态,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他们有着各自的追求和表现出的倾向,它们构成了当下的紧张格局。我相信这种状况的形成是无意识的,但放在历史的现场,它就是有一种状况出现,就是一种在场。
姜:你在书中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就是总体性。从过程具有的共同的历史总性,到内在的阶段性总体性,文学表达总是承受着这些总体性的压力。但如何看待那些旁逸斜出的文学呢?譬如,断裂的那些人们,还有,你在另一本书中提到的以马建为首的地下文学?当然,我这里说旁逸斜出,绝没有任何歧视的成份。相反,我对很多具有叛逆精神的人们充满了敬意。
陈:总体性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词汇,我是想在导言里加以解释的。我们要理解一个时代的文学,要给它总的命名,就逃脱不了总体性,但“总体性”是自身解构的,我要给出的的总体性是包含着内在紧张关系、错位和变异的某种“类整体”。
姜:孙绍振先生有一句对你这本书的评论,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陈晓明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才智,20年来,不倦地挥舞着从西方文学理论前沿拿来的新理论利器,和先锋派以来的作家一起书写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他的历史性话语与时俱进,如火树银花,令人眩目,把我们的思想搞得透彻明亮。”我注意到了他在将评论置于与创作相同的语境之中,我也是这个意思,批评是具有独立意义的,但是,他话里有话,他认为你是不倦地挥舞着从西方文学理论前沿拿来的新理论利器。那么,本土化的东西你为什么不太吸纳呢?
陈:孙先生是我的老师,那是对我的鼓励。我有一本文集,想请他写个序。我的书从未请人写过序,这是第一次。因那本书原来属于孙先生主编的一套丛书,可惜后来夭折了。我原来想孙老师能写二千字就不错了,就是对我的极大的安慰。但他却写了近一万字,那是在一个酷暑季节,很让我感动。
关于本土化的东西,我以为各人都有偏向,要做到学贯中西固然好,我可能更偏向西方文论一点。但我看到做古典的做得好,本土的东西做得好,我是非常钦佩的。当然,我以为我们面对的问题,要阐释的问题始终是本土的。这也是我坚持的,理论要从本土的问题出发,西方的理论终究要本土化,也终究可以本土化。
姜:据说,“历史祛魅”是你对英文“disenchant”一词的特别的翻译,它“在这里的意思是:历史失去绝对真理性和神圣性,历史因而自行解构。”你是如何发现这个词并非常巧妙地与当代文学缝合的呢?
陈:这是后现代时代的文学状况,中国“后新时期”就进入这样的状况。对此我们会讨论很长时间,这里,我就不多加解释了。
姜:《表意的焦虑》呈现出明显的“文学史”的线性思维模式,这本书和《无边的挑战》都具有了独自的体系。但正像有人说起的,“在由衷地惊讶与钦佩作者的历史宏观把握能力与艺术微观透视能力的整合之余,也感到些许遗憾:作者虽然客观而中允地呈现了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变革,揭示了种种文学变革背后的真相,却没有指出一条在历史祛魅之后的道路。当然这也许是后话,并不在本文观照的范围之内。”我也想表达与此类似的观点,就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的总体状况看,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与文学生态相比,显得要滞后许多。你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呢?历史祛魅之后的道路又当如何呢?
陈:历史祛魅之后道路应该是一后现代的重建,但在当代文学中我还未看到中国作家可以掌握很恰当的后现代话语。像土耳其的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那是一本相当精彩有作品,可以把历史写的如此富有后现代性,视点的变换如此大胆,对一种文化和心灵的解剖如此深刻精当,令人惊异。中国作家的小说艺术含量太低,甚至技术含量太低,还无法给出步入后现代的那种艺术风格。
姜:还有一个问题,你如何看待当代文学在世界范围里的位置与意义?
陈:尽管我们会说当代中国文学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认为当代中国作家放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大作家,如莫言、贾平凹等作家,都是可以自己的艺术力量取得一席之地。
姜:再有,你如何看待你自己在学术圈子里的影响?你如何看待其他当代文学评论家们的努力。我这是在看到你的《第三种批评:出路还是误区》(《文论报》1997年8月1日第15期)后想起来的一个问题。
陈:说实在话,年轻的时候还会争强好胜,现在我实在不太注重影响之类事情。有影响固然好,但不刻意追求。我知道,一个没有官职,没有什么头衔的纯粹靠学术话语站住脚的搞理论或搞批评的人,影响力有限,所能获得的象征资本也有限。我深知这一点,处在中国,一定要想明白这点,心态才能摆正。我的同代人,和更年轻一些批评家,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做得非常出色。我也经常有紧迫感,也有被挑战的兴奋。不过,目前我依然还是有自信,觉得自己的学术并未走到末路,我对好友孟繁华和陈福民说,我觉得我还没有真正开始。
姜:对于后来者,即那些刚刚步入当代文学批评之列的批评家们,你有着什么样的希望?
陈:我当然没有什么资格表达希望,如果作为朋友,我希望他们多读书,读书是做一切学术的立身之本,特别是趁年轻时多读书。
非常感谢你的访谈,你做的访谈非常认真专业,提的问题相当有深度和有针对性。因为我最近手头的工作堆积如山,欠下的债太多,不能回答得更深入透彻,很觉得对不起你的认真/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谈。
姜:谢谢陈教授,但愿我们以后会有更深入的合作。
资料链接:
资料1:2002年“年度评论家”陈晓明的授奖辞
陈晓明是当代文学话语变革最为敏感而深刻的见证者之一。他以自己广博的理论视野,超凡的艺术洞察力,激情、雄辩而优雅的语言风格,强有力地证明,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写作。他不仅善于对新兴的文学势力作出准确的命名,更善于在复杂的文化境遇里,建构起自己独特的理论视界和观察方式;即便是在最为矛盾和困惑的领域,陈晓明也能迅速清理出一条明晰而可靠的道路,把文学带回语言和心灵的身旁。尤其是他2002年度出版的专著《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在以精湛的笔法解答当代文学是如何“建构”而又“解构”历史叙事的同时,也有效地复活了一大批在别人笔下业已死去的文学事实。
资料2:
陈晓明老师的浪漫与气节
今天听陈晓明老师的课。陈老师上课跑调的风格极有个性,就是突然间天马行空、信马由缰,你都不知道他的思维怎么会突然跳跃到这里了,然而,他自己最后又会气定神闲地把话题重新引回来,一点都不含糊。今天他突然提到他和夫人一天坐在阳台上喝茶——他称的是“老婆”——夫人在看一本他写卷首语的杂志,看到赵丽华的诗,夫人很生气,骂了他一顿——他说,她以前是北大法学院的,却也写诗,跟海子他们(汗啊)……夫人说,这样的诗,你竟然跟她同流合污!呵呵,从老师相当平淡的油盐酱醋般的叙述中体会到一种浪漫的诗情!多么幸福的生活呵:一个是研究文学的学者丈夫,一个是曾为文学青年的妻子,两个人在闲暇的时候坐在阳台上闲聊喝茶、看书报,那种彼此也许很安静、然而有一种无言的默契在其中流动的氛围,令人无限艳羡,即使是小小的吵嘴也是如此富于诗意和文学性。
还有,陈晓明老师今天在提起张爱玲的时候,他的一种气节——姑且容我这么说吧——令我非常感动。他说,有人认为现代文学史只有三个人——卞之琳,张爱玲,胡兰成,他对此颇不以为然,他说,三个人,占了一个半汉奸。呵呵,这真是一句颇尖刻的评语,却有一种大快人心的感觉。当陈老师说他不赞同抗日时期的一些名著丝毫不提及战事时,我被深深震撼了,一直以为当代文学的老师秉持的应该是那种超脱于政治历史的新文本观,而老师在谈到这些问题时毫不掩饰胸中的激情,甚至不惮自己显得偏激,真是让人相当为他的这种硬朗的原则和气节叹服的。恰与暑假中看的夏志清老先生的某些言论形成鲜明对比,下课后还就这个问题请教了一下陈老师,虽是寥寥几句答语,却也颇解了我一直以来的不小的信仰上的困惑与苦恼。他说,夏志清只看到了政治。实际上,政治是不能完全压倒文学的——这句简单的话真的非常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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